停車位那件事，至今想起來我仍覺得胸口發悶。

那次我在樓下租了車位，被隔壁住戶的一輛報廢電動車佔了一個星期。我到物業管理處，請他們按規定處理。工作人員點頭，說「好的，我們去溝通」。一週過去，電動車還在。我又去，他們說「對方不太好說話，我們再試試」。又過一週，還在。第三次去，那位大姐壓低聲音跟我說：「要不你就換個位子？樓下還有幾個臨時的。」我問為何麼按規定辦事這麼難，她嘆了口氣：「那戶人家你也知道，上次為收廢品的事跟保安吵了三天，天天坐在物業門口鬧。我們也是沒辦法。」

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。不是規定不夠清楚，不是他們沒有能力執行。而是因為我態度好、講道理、不會鬧，所以我是那個「成本最低」的選項。勸我換位子，只需要一句話；勸那戶人家挪車，可能要賠上幾個工作日的安寧。他們在計算溝通成本，算出來的我，剛好是最容易被犧牲的那一個。

這種「算計」，似乎滲透在我們的生活裏。高鐵上，有人買了站票卻非要佔座，乘務員來了，有時反而會先勸有座位的乘客「體諒一下」，因為「人家帶着孩子也不容易」。你若不讓，可能會上演更難看的衝突。於是，講理者成了那塊被推出去的擋板。誰更體面、誰更理性、誰更不願讓場面難看，誰就注定要往後退一步。而那些毫無顧忌的人，反而步步前進，拿到本不屬於他們的東西。（上）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