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熙初年，清廷為了困死明鄭，實施了嚴苛的「遷界令」（沿海居民內遷、片板不許下水）。在這場嚴酷的禁海風暴中，澳門也面臨着被清空、甚至毀滅的巨大危機。仰賴傳教士在清廷的斡旋，澳門奇蹟般地幸免於難。然而，在保住自身免於「遷界」的同時，澳門的葡萄牙人卻在清廷的眼皮底下走起政治鋼絲，容許持有鄭經所發「船牌」（海上通行憑證）的商船前來貿易。葡萄牙當局這種貿易安排，並非站在明鄭一邊，而是基於商業利益的現實選擇；一旦情勢變化，他們也會調整立場，維持澳門生存。這也是澳門數百年來的城市生存智慧：不捲入政權對立，只維持海洋流通，在夾縫中守護自身的繁榮與存續。

鄭經充分發揮了鄭氏家族的「海洋基因」，將臺澎金馬打造成一個龐大的跨海貿易勢力。當時的澳門內港，時常停泊着掛有明鄭船牌的商船。葡萄牙人源源不斷地將南洋的香料、西方的白銀，甚至是明鄭在海上對抗封鎖時極需的軍需物資運往臺灣，換取明鄭輸出的絲綢、瓷器與臺灣砂糖、鹿皮。

澳門在明末曾是遠東西洋火器的重要集散地。到鄭經時代，澳門雖不再大量鑄造巨炮，明鄭主要的火器供應也來自日本與英國東印度公司（一六七二年與鄭經簽約），並在臺灣本土鑄炮；但澳門不只是一處貨物轉運站，更是鄭氏連結西方技術、蒐集遠東各地情報的關鍵樞紐。相較大型火炮，澳門流通的更多是火藥、槍械配件、航海儀器與海外軍事情報，成為明鄭補足細節戰力的重要來源，在這條跨洋貿易鏈裏，佔有無可替代的位置。

公元一六七三年，大陸爆發「三藩之亂」。鄭經敏銳抓住歷史機遇，於翌年親率水師跨海西征，一度進佔閩南。只是鄭經與三藩勢力之間亦充滿猜忌與衝突，並非同心反清的盟友，這也埋下日後西征受挫的伏線。鄭經雖有宏圖，但受限地盤、兵力與孤立的海島格局，終難與大清龐大國力抗衡。在這場長達數年的西征中，鄭經展現了「正經」的國際經貿手腕，靈活調動包含澳門在內的東亞貿易資源。這不僅衝破了康熙的經濟封鎖，暗中參與這條跨洋貿易鏈的澳門商人，也在無意間成為延續明鄭政權壽命的關鍵推手。

公元一六八一年，鄭經在經歷了西征失利、退守臺灣與內部權力暗潮洶湧的晚年打擊後病逝。他的一生，起於一場極其荒唐、「不正經」的年少家醜，卻耗在一場波瀾壯闊、極其「正經」的跨海經營與抗清事業。

每當這堂課結束前，我都會告訴台下的年輕人：看歷史人物，切忌「非黑即白」的二元對立。我們不必因為他後來的建樹，就淡化年少那段違背倫理的過錯；也不能只用一樁年少醜聞，蓋棺定論他後半生的經營。鄭經背叛了儒家的禮教，卻捍衛了儒家的文化；他身處邊陲，卻懂得利用大航海時代的全球貿易網絡為政權續命。

歷史從來不是非善即惡的劇本，真實的人物、真實的城市、真實的時代，永遠是複雜交織、在缺陷中前行。

同時，我也會讓學生的思緒回到我們日常行走的城市：「當大家週末走在澳門的世遺城區，仰望大炮台的古炮，或是漫步於內港一帶時，不妨想像一下——三百多年前，正是我們腳下這片土地交匯的商船、物資與跨洋情報，跨越海峽，參與了一個年輕君主在臺灣『正經』的建國大業。」

歷史最有趣的地方，往往就在於這種人性不完美、政治現實與時代宏大敘事交織在一起的反差魅力，以及它與我們身處這座城市的深刻連結。通常說到這裏，下課鐘聲剛好響起。而當初那個在台下喊着「不正經」的調皮男孩，往往會收起嬉皮笑臉，看着投影幕上的鄭經畫像，陷入短暫而深沉的沉默。（下）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