現代社會中，我們不時會聽到一種聲音：「窮人不要生孩子」。這句看似帶點偏激與無奈的感嘆，其實並非只是人們在生活壓力下的自嘲。回顧歷史，這種以財富與階層來衡量生育價值的想法，曾經真實地出現在上位者的施政藍圖中。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新加坡，就曾推行過一套帶有優生學色彩的人口政策，政府明確地以學歷和收入作為篩選機制，選擇性地鼓勵特定族群繁衍下一代。

當時的新加坡政府擔憂高學歷女性生育率偏低會影響國民整體素質，因而推出「畢業生母親計劃」，讓大學生母親在子女入學、稅務及住房上享有特權。相反地，對於未完成中學教育的低收入族群，政府則祭出一萬元新幣的高額獎勵，誘使她們在生完一至兩胎後自願接受結紮手術。

這種政策在當時無疑引發了極大的階級爭議，甚至被批評為歧視。然而，若撇除道德層面的嚴厲批判，以客觀現實的角度來看，這種做法也並非走到絕對的極端。對於當時的一般基層家庭而言，政府並非完全剝奪他們的生育權，而是在他們滿足了生育兩胎的基本家庭需求後，提供一個領取資助並選擇結紮的選項。在生活的柴米油鹽面前，這筆補貼對部分人來說，未嘗不是一種實在且具體的經濟保障，是現實考量下的利益交換。（按：當年一萬元新幣約為人均一年的收入）（上）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