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隆十一年，張汝霖正是通過關部行臺向澳葡當局施壓。乾隆十二年（1747年）3月12日，張汝霖發布告示，委派香山司巡檢顧麟、縣丞顧嵩帶領商人趕赴澳門（商人蔡泰觀、蔡實觀等隨行）。3月20日，顧麟一行抵達澳門，傳喚澳葡當局面諭查封，起初「欣然遵封，毫無難色」，但兩天後，在澳門教區主教伊拉利奧·羅沙的挾制下，澳葡當局突然翻臉，聲稱「此寺並非唐人設立」，甚至揚言不惜離澳返葡作為抗議。

張汝霖的回應極其強硬：「澳門之地，原係爾夷懇恩租住，非天朝招爾來此，爾如欲去，不妨竟去。」他正告對方：清廷禁的是唐人入教，「與爾夷毫無干涉」，「止許爾夷人自奉其教，非許誘唐人入教也。」

這段話裏的含意，正是清代澳門地位的核心尷尬：葡人可以在這裏租住、自治、信奉自己的宗教，但絕不能將宗教傳播給華人。澳門是帝國的邊緣，也是帝國的警戒線。唐人寺的存在，恰恰踩在了這條線上。

3月30日，張汝霖親臨澳門督封。因當日為封齋期滿之日，葡人懇求寬限至開齋之日，張汝霖遂暫寄居於新廟（蓮峯廟）。4月1日，張汝霖親自查封了進教寺主體建築，「錮以鉛鐵」，神像經卷撤去一空。

然而，據張甄陶〈論澳門形勢狀〉記載，此次查封「祇封其中一座，兩旁今仍如故」。這意味着查封並非全面性的——唐人廟的附屬建築空間，以及圍繞其形成的教徒聚居區，仍在暗中延續。中國官員視查封主體為任務完成，而教會方面則認為宗教活動並未中斷。一場查封，兩種解讀。

我站在大關斜巷的坡頂，想像三百年前那個場景：一位香山縣知縣從這裏出發，帶着皇帝的命令和地方的權力，走進澳門的街巷，封鎖了一座教堂。這裏不僅是海關的舊址，更是一個帝國宣示主權見證。

但歷史總比表面錯綜複雜。

張汝霖上奏後，兩廣總督策楞將案件呈報乾隆皇帝。乾隆的朱批出乎意料地溫和：「廣東此事行之已久，亦無大關係，何必為急遽，反啟外人之疑哉？將進教寺飭令地方官督令該澳夷目嚴加封錮看守，不許擅開。」

皇帝並沒有要求拆毀，只說「封錮看守」。然而張汝霖沒有聽。查封之後，清廷持續施壓，甚至以斷絕糧食供應相威脅。據龍思泰（Anders Ljungstedt）記載，1749年11月9日，澳門議事會在壓力下召開會議，最終決定將唐人廟拆毀。這座承載着「天主教華人化」理想的建築群，就此從澳門的地理版圖上徹底消失。

從查封到拆毀，中間隔了將近三年。皇帝的緩和，擋不住地方官員的強硬。這種「上有政策、下有對策」的張力，在清代禁教史上並非孤例。乾隆對西洋技藝頗有興趣，對西籍傳教士也較為寬容，但面對地方官員的堅持和「崇儒重道」的國家意識形態壓力，往往不得不做出嚴厲姿態。1746年福建福安教案中，乾隆最初認為巡撫「未免言之過當」，希望從輕發落，但最終仍在地方官員的堅持下將傳教士處斬。唐人寺的拆毀，既是帝國禁教政策的結果，也是地方權力擴張的產物。

而那座教堂裏的華人教徒呢？《澳門紀略》記錄了來拜者的踴躍，卻沒有寫他們此後的命運。那些每年聖誕從順德、東莞趕來禮拜的普通人，從此失去了他們的信仰場所。

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林六。據廣東當局檔案及策楞、準泰奏摺記載，林六籍貫福建，其父林西滿（文獻亦寫作林哂，為同一人）來粵貿易，寄住澳門，投入夷教。林六生於1700年，長大後娶澳門葡人女子方濟各為妻，充當夷船買辦，至乾隆十一年已四十六歲。印光任擔任澳門同知期間（1744–1746），官府已查悉林六在唐人廟內活動，接引民眾入教；乾隆十一年，僅是官方打算緝拿他而未果的時期，並非其入教時間。清代奏摺記其改名「哆」，後世學者多推測即教名多默（Thomas），番名咭吠嘰吵。此後他在進教寺內「隨從經禮拜」，與其徒周世廉等人「專以傳教為事」，依史料推測，他理應已加入天主教一段時間。乾隆十一年官府展開緝捕，林六聞風逃脫。翌年廣東當局宣告「其有從前進教，已改蕃名及既服蕃衣者，許令自首，改業出教，免其治罪」，林六「隨即呈首出教」。然而到了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年），他「因充買辦所得工食無幾，不敷用度」，又「復潛行入教」，最終被捕。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年）三月十六日（西曆5月1日），廣東當局擬判其「發邊外為民」，此僅為地方審理建議，相關檔案沒有記載該判決最終是否落實。此時，「所娶番婦方濟各及該犯之父林西滿，俱已身故」，年近花甲的林六，就這樣結束了他與唐人寺糾纏的一生。（二）◇